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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曲与宋词的区别-宋词与元曲的区别

宋词与元曲的区别

古人根据不同的内容表达需要,创造了诗、词、曲这三类诗歌体式,并在各自体式中拥有不同的样式种类,可谓源同流分,各臻其妙。 诗歌是任何一个民族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,我国也是如此。从《诗经》算起,诗歌发展历史已有几千年,诗歌的形式也难以言计。大而言之,诗可分为不大讲格律的古体诗和讲究格律的近体诗。古体诗中又有诗经体、楚辞体、乐府体(古乐府、新乐府)、民歌体、七言古诗、五言古诗等。这种区分,除了时间上的不同外,在表达形式方面也各有不同。它们总的特色是古朴、凝重,反映现实比较直接,表达形式自由。近体诗包括五、七言律诗和五、七言绝句,它们总的特色是精练、优美、含蓄,反映现实间接,格律严整,诗句间跳跃性大,绝句更强调蕴藉空灵的韵味。 唐宋后,词这一新的诗歌样式开始出现,并迅速发展,与诗并驾齐驱。词由于要和乐歌唱,而且一般是由女子在宴会上歌唱,因而比诗更讲究含蓄蕴藉、形式精巧、音调和谐。词又分为小令、中调、长调。小令精巧轻盈,空灵蕴藉,韵味悠长;中调与七言近体诗规模相近,分为上下两阙,但讲究变化,晓畅中见蕴藉,分隔中见整体;长调因其歌唱时一般节拍舒缓、篇幅较长,故又称慢词。由于长调篇幅长,容量大(最长的《莺啼序》,256字),因此词人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,叙事、抒情、写景、议理从容展开,结构上讲究转折变化,浑成统一。 元代兴起的曲(元曲分为剧曲、散曲,前者指杂剧中的唱词,这里指后者),虽有配乐歌唱,承词而发展,但又别有风味。 诗词曲的不同体式,就如人们不同的服饰,以适应不同季节和审美的需要。认识到这一点,再来阅读,不能不让后人佩服古人创造不同诗体的聪明才智。对于三者的不同,古人早已认识到,作过不少论述。但有的太抽象,如王国维认为“诗之境阔,词之言长”;有的过于直观,如王士祯以晏殊词句“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”与汤显祖《牡丹亭》唱词“良辰美景奈何天,赏心乐事谁家院”为例说明词、曲的不同;有的过于简单,如李渔认为词“上不似诗,下不类曲,不淄不磷,立于二者之中”。其实,三者之间不同的特色体现在题材、意境、风格、手法、形式等诸方面。

词,又叫曲、曲子、曲子词,还被称作乐府、近体乐府、诗余、长短句。萌芽于隋唐、兴于晚唐五代、极盛于宋。广义来说,词本属诗之一体,用于歌唱,后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格律诗体。句子大多长短不等,不同的词牌在写作上有十分严格的不同的韵律规定。一般分成以柳永、秦观、周邦彦、李清照等为代表的“婉约”和以苏轼、辛弃疾、张孝祥等为代表的“豪放”两大类。

元曲有剧曲、散曲之分,剧曲又叫杂剧,有完整故事情节,有唱词、宾白(对白独白)和科泛(表情动作)的戏曲。名作如《窦娥冤》、《西厢记》。

散曲又叫清曲,是根据某种曲调创作的供人清唱的曲词,仅从文字上看是诗歌。散曲有套数、小令和带过曲之别。小令是一韵到底的单曲,为了表现更多的内容,小令又可以带上一两首与之韵律相连的曲子,这就是带过曲。套数是由同一宫调的多首曲子联缀而成的有头有尾的一套组曲。

从艺术形式看,元散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,突破了诗词的格律约束;语言清新明快、自然朴实,有民间口语特点;表现风格讲究直率明快毕露无遗,直述白描。从内容和思想方面看,元曲多有反映现实之作。当时的读书人位于“八娼九儒十丐”的地位,政治专权,社会黑暗,因而元曲的反抗的情绪最强,锋芒直指社会弊端。元曲描写爱情的作品比历代诗词泼辣、大胆,描述自然山水的作品虽不及诗词典雅,但有清新自然的特点。